话已至此，已经没什么好说的了，最后留下一句朽木不可雕也，子儒就愤怒的离开了鲁国。
接下来，因为身份的缘故，子儒无论到了哪个国家，其国主对祂皆是以礼相待，照顾有佳，让人挑不出半点的不是来。
可这非是子儒所求。子儒来此，是为了宣扬自己的学说，以礼仪、仁义为本，内圣外王，以成大同社会。
可奈何，子儒此法虽然有用，但却难以在短时间内看到成效，故而，诸国君不取也。
他们更看重兵家、法家等学说，足以让他们在短时间内强大起来，从而问鼎诸侯霸主之位。
儒家不被国君所喜，却备受一些年轻人的推崇，为此，子儒便多了很多追随者，随他一同游历诸国。
久而久之，这些追随者便成了子儒的弟子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，他的弟子越来越多，号称有着三千弟子，皆是人族的精英。
如此一来，儒家虽不被诸候国主所喜，但也因门下弟子众多的缘故，俨然成了一个庞然大物。
但也因为儒家势大的缘故，惹来的很多人的不喜。就比如一个杨朱的人。
他非常的看不惯儒家，认为儒家的舍己为人，决不可取。
杨朱的理念，与儒家完全不同。儒家以仁为本，可以舍己为人。但杨朱的理念却是“贵己”、“重生”，也可称之为“为己”。
杨朱言：“古之人，损一毫利天下，不与也；悉天下奉一身，不取也。人人不损一毫，人人不利天下，天下治矣……”
世人皆道杨朱一毛不拔，却是曲解了杨朱的意思，完全忘了下一句。让我损害别人为自己牟利，我不干。
也就是说，杨朱认为，不能损人利己，也不必舍己为人，而且他号召大家都不要损害别人，也不要舍己为人。
只要人人治内贵己，互不侵犯，人人重视自己的生命，且尊重他人的生命，天下就可以得到治理。
而且，杨朱反对事事法先王，在他看来，一味的舍弃当今的人而去赞誉古代的先王，就像是赞誉枯槁的死人骨头一样。
这样的观点，在人族可谓是语出惊人，毕竟当世的主流，还是以尧舜禹等先王为圣人，并且厚古薄今，以主张效法先王圣人。
可是杨朱不这么认为，他主张建立新的社会，而这个社会的基本原则是“为我”而不“侵物”。
即他的“人人不损一毫，人人不利天下，天下治矣”。其实，在杨朱的主张中，两个方面都是核心，人人都不应该拔一毛而去利天下，人人也不应该贪天下大利而去拔一毛。
基于此，杨朱认为生命比一切都重要，人们不应该轻视自己的生命，也不应该侵犯他人的生命。
所以，杨朱强调极度的个人利益，而不注重国家的利益。这种思想，最终演变成了无君论，为当世所不容。
除“贵已”以外，杨朱对于生死也有自己的看法。
杨朱认为，生死相依，有生就有死，人生下来有贤愚、贫贱之异，但人死后一切都归为腐骨，这时他们就已经没有什么区别，就算是芜舜与桀纣也没有什么不同。
既然如此，杨朱也就提出他的“全性保真”之道。
所谓“全性”，就是“生既有之便当全生，物既养生便当享用之，但不可逆命而羡寿，聚物而累形”。
人活于世，要顺应自然之性，只要有“丰屋美服，厚味姣色”就可以了，不要贪得无厌，过度重视物质享受。
而所谓“保真”，简而言之，就是保持自然赋予自己的真实纯粹的本性。
“自纵一时，勿失当年之乐；纵心而动，不违自然所好；纵心而游，不逆万物所好；勿矜一时之毁誉，不要死后之馀荣；不羡寿、不羡名、不羡位、不羡货，乃可以不畏鬼、不畏人、不畏威、不畏利。”
世人只知道拔一毛而利天下，不为也。可后一句，却少有人知晓，取一毫而损天下，亦不为也。
不拔一毛，不取一毫，这才是真正的杨朱。
……
…………
杨朱的理念，在如今的时代可谓是极为超前的，并不被统治阶级所接受。但也不是说没人接受。
毕竟，不是每个人都是圣人，都能以最高的道德标准要求自己。能照顾好自己，不去伤害他人，就已经能算是一个好人了。
故而，一些人倒是颇为认同杨朱的理念，但主流却是不认同，认为杨朱在妖言惑众，皆是无稽之谈。
无君论，在这个君主当道的时代，如何能发展的起来？一时间，杨朱就成了众多诸侯国主的眼中钉，肉中刺，只觉得这人的理念非常危险。
但杨朱他完全不在乎啊！
他乃是大神通者的神念化身，那些诸侯国主就是再看不顺眼祂，也拿祂没办法。而杨朱，也不会在乎他们的想法。一群蝼蚁的想法罢了，有什么值得关注的？
眼下，杨朱的眼里，唯有成道。
……
…………
杨朱学说兴起之后，又有墨家学说随之崛起，这墨家学说，又与杨朱学说的理念不同，完全可以说是孑然相反。
墨家为墨翟所创，他提出“兼爱”、“非攻”、“尚贤”、“尚同”、“天志”、“明鬼”、“非命”、“非乐”、“节葬”、“节用”等观点。
墨家是一个纪律严密的学术团体，创始人为墨翟。其成员到各国为官必须推行墨家主张，所得俸禄亦须向团体奉献。
墨家主要思想主张是：人与人之间平等的相爱（兼爱），反对侵略战争（非攻），推崇节约、反对铺张浪费（节用），重视继承前人的文化财富（明鬼），掌握自然规律（天志）等。
这等乐于奉献的精神，对于各人的品德要求极高，其理念，更是与杨朱学派的“贵己”、“重生”完全相反。
墨家啊，讲究奉献。
除此之外，墨家的学说，也与儒家严重对立。
墨子是一个有相当文化知识，又比较接近工农小生产者的士人，他自诩说“上无君上之事，下无耕农之难”，是一个同情“农与工肆之人”的士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