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暮春的时候，包拯传来好消息。
朝廷新的委任已经下达，仁宗皇帝下诏，将他升任为右司郎中、权知开封府。
这个事情包拯表达了开心，但也有一些忧虑。
因为和欧阳辩这么几个月的沟通交流，包拯对欧阳辩视为一个可以平等交流的朋友。
所以自己的担忧并不掩饰，并向欧阳辩讨论稿怎么施政。
当然，这说是讨论，其实不乏有教导欧阳辩学习如何施政的意思在里面。
欧阳辩自然理解包拯的担忧。
开封是都城，所以对于开封府知府的任命都是很慎重的。
而由于北宋太宗皇帝和真宗皇帝在即位前都出任过开封府知府一职。
因此，后来的大臣出知开封府都在前面加一个“权”字，以表尊重，而不是临时担任的意思。
当时，有舆论认为，朝廷的执政大臣多是从开封府知府、三司使、御史中丞、翰林学士中选出的。
由此可见，仁宗皇帝再次重用包拯时，对他的期待与倚重。
然而，开封府知府并不是一个轻松的职位。
开封是北宋当时最大的一个城市，有居民约一百五十万，而当时北宋全国也只有约三千万人。
开封以一府之地容纳了全国二十分之一的人口，各项公务自然是十分繁忙的。
而且京都中有很多皇亲国戚、朝廷大臣居住往来。而在庞大的权贵集团中，难免会有一些无视律法、作威作福的。
而且权权勾结，即使开封府官员想要依法处理，难度也是很大的。
范仲淹任开封知府时，就因为得罪了当时的宰相吕夷简而被逐出京城。
在北宋一百七十年不到的历史中，却有一百八十人担任过开封府尹，却只有近八十位宰相，可见其更迭之快、升迁之难。
有记载说：“当时出任过开封知府的人中，有将近一半不仅没有因此获得升迁，反而为此丢官离京。”
所以，这对包拯来说，是一道青云梯，也是一座孤悬崖。
走好了，青云直上，走不好，坠落摔得粉身碎骨不至于，但丢官离京对于有政治抱负的包拯来说，相当于社会性死亡了。
而且，包拯的压力大不仅仅来之得失心，关键是，开封知府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责任。
作为一府的最高长官，开封知府要处理的包括治安、交通、诉讼、户口、赋役、教育、赈灾、市容在内的开封府所有工作。
其中，执行律法、维护治安、治理刑狱更是重中之重。
不过欧阳辩在这个事情上并没有多嘴，在实际操作之中，包拯才是真正的行家里手。
历经地方-中央-地方的磨炼，包拯早就已经是个成熟的政治家。
欧阳辩这样的键盘侠在这种实际治理一个大城市上，他并没有信心比包拯做得好，胡乱开口，那是要贻笑大方的。
好在包拯只是想借此教导欧阳辩而已。
包拯自己提出问题，然后自己解答，又把后面的考虑的本质一五一十的告诉欧阳辩。
——我为什么要做这些，是因为什么什么，后面会有什么变化，我需要做什么改变诸如此类的细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