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薛向走出房间来到堂屋，推开左边墙壁上的通气小窗，打量着整个房子。这是57年军分区大院分给一号首长的独立小院，四室一厅的正屋，直对着堂屋的是宽阔的庭院，院子中间砌起两个并排对立的花池，间隔花池两米处是两排白桦笔直竖立，花池里的鲜花名草无人打理早已破败，倒是杂草野花焕发了新的生命，茂密丛生，仿佛这个世道。院子的左手边是条直接堂屋的抄手游廊，右边是一排厢房，除了一间厨房外，其余的厢房或放杂物，或支着无人睡的空床。看着这陌生又熟悉的大院，薛向感慨万千，这也是这场浩劫中薛家唯一被留下的财产。
67年大院子弟组成的老兵们冲击军分区大院，这间房子值钱的东西被洗劫一空，连家里的帮佣徐婶也被赶回了河北老家。70年大伯被隔离审查，劳动改造，唯一值得庆幸的是，不同于这座大院里其他被下放领导干部的居所，这座小院居然没有被革委会查封。后来薛向才从大伯口中知道，原来四一年窑洞整风时，薛安远救过区革委会主任张光柱的性命。后来薛安远恢复职务后，每忆起此事并不领情，依旧愤愤然：当初怎么救了这么个东西！
薛向打开堂屋的白炽灯泡，来到与他房间正对的卧房门口，这是小晚和小适的房间。父母去世后，离开妈妈怀抱的小适就和姐姐睡到了一起。薛向小心地推开房门，温柔地凝视着床上两张稚嫩的小脸。小晚留着这时代特有的学生头，整齐的刘海儿覆在额上，瓜子儿脸上的鼻子微微皱着，小嘴儿揪起，手里紧紧攥着被角，也许正做着噩梦吧。看着小晚不安的小脸，薛向心里满是自责，父母去逝时，当时12岁的小晚已经懂事，哭过一次后，就默默承担起了家务，平日除了上学还要给兄妹四个洗衣煮饭。倒是自己这个做兄长的整天胡闹，从未为这个家分担半点责任。
5岁的小适粉团团的小脸倒睡的安宁舒适，因为年幼，两年前父母的离去并未在她心里留下阴影，这也让薛向倍感安慰。薛向轻轻扯下小晚手中的被角，小心地将她的胳膊放进被窝，仔细的压实被子四周的边角，小步退出房间，缓缓地将门带上。两姐妹左边的房间睡的是小意，打开小意的房门，床头桌上的台灯仍亮着，远远望去，小意睡得很熟，轻轻地打着呼噜，留着帽子头的脑袋陷进了厚厚的棉枕。薛向并不打算把台灯熄灭，他知道这是小孩子对抗黑夜恐惧的方式，轻轻将门掩上。
出得堂屋，来到庭院，庭院紧挨着厨房五米处有一个压力罐浣洗池，这种压力罐浣洗池虽是老式的汲水设配，可使用起来一点不较自来水管逊色。薛向远远地望去便见浣洗池里摞着满满一盆衣服，他知道这些衣服平时都是小晚一大早起来清洗的，既然他来到的了这个世界，又怎会让妹妹再受苦累。
薛向把衣服倒进浣洗池，用盆接好水，把一件洗得发白的小军装浸入水底，洒上皂角粉用力地搓揉起来。初春时节，夜里温度很低，薛向却洗得满头大汗。三个小时后，望着晾衣绳上洗好的衣服，薛向满意地笑了。
收拾好衣物，入得厨房，查看了米缸和菜篮，青灰的米缸已经见底，绿竹条编织的菜篮里歪歪斜斜地躺着几根白萝卜。薛向将菜篮的三两个大白萝卜拿出来，把菜篮向下对着条案控了控，倒出里面的杂碎，他打算去买菜。
列位看官，或许会奇怪薛向为什么半夜三四点的时候买菜。原来这时的冬天和初春时节蔬菜供应十分紧张，普通市民夜里两三点钟就到菜场排队，不少人实在冻得受不了，就用石块、菜篮（里面压石块）、小板凳来代替排队，回家睡一觉，清晨四、五点来钟再来排队，为此吵嘴打架，今天的人是难以想象的。
薛向寻到存放票据的暗格，打开暗格，里面躺着粮票、油票、肉票、糖票、豆腐票，还有各种票的副票。这时的票据可远比钱来的紧要，它是用来定量购买鸡蛋、鱼等紧缺食品或副食品，香烟有时也要凭票供应。有钱没有票这类紧缺物资照样买不到，好在去年“的确良”问世后，各类布票逐渐退出了老百姓的日常生活。
薛向从暗格里各取出一些票据塞进军装的大兜里，带上水獭皮的军帽，围上一条洁白的狐裘围巾，套上大伯的将校呢大衣。这大衣是大伯的压箱底货，色呈灰褐，厚重柔软。这时候，无论青年还是小孩都喜欢穿军装，解放军部队不同时期发的军装都属于时髦服装。55年部队授衔时，校官以上的军官配发的衣着是很讲究的，冬装有呢子和马裤呢面料，夏装有柞蚕丝面料。将军们的军服就更讲究了，同是呢子军装，将军服的面料要高出校官服面料一个等级。他们还配发了水獭皮的帽子和毛哔叽的风衣。于是各种面料的军装便成了时髦货，就连和军礼服一起配发的小牛皮松紧口高腰皮靴，也成了顶尖级俏货，俗称“将校靴”。干部子弟们大概是希望用这种方式表现父辈的级别。狐裘围巾也是大伯打东北时缴获的，围在脖子上绵软温暖，不透一丝风。
薛向骑着“永久牌”锰钢自行车，双腿蹬得飞快，哐当哐当，车子就像射出的箭矢迎着寒风呼啸而去。十来分钟的功夫就到了菜场门口，暗红色的朱漆大门油漆脱落大半，斑斑驳驳地立着，像倒了霉的人脸。宽阔的大门上方拉着长长的横幅，白色的横幅用红色毛笔刷着“伟大领袖思想指引我们前进”，一排擘窠大字在昏黄的路灯下仿佛生了光辉。
两米宽的大门前已经排了八条歪歪斜斜十米来长的纵队，人与人之间的空隙间或摆着小板凳和方砖，这是用来占位的。此时来排队的多是些老弱妇孺，像他这样的青年、壮汉一个也无。
早起的人们一个个萎靡不振，有小声低语的，有低着头坐在小板凳上打瞌睡的，有倚着墙呼呼大睡的，千奇百怪，不一而足。薛向推了车径直走到第二队的末尾，停好车，把菜篮挂上车把，抬腿跨上车座，一条大长腿支着地面，一条腿盘在横杠上。他从呢子大衣的荷包里掏出包“翡翠牌”香烟，嚓地打着了一枚红色的军用打火机，点上火，美滋滋地抽了起来。这年月，一包“翡翠”九毛钱的价格，顶得上一些农村一个壮劳力两天的工分钱。原来的小青年日常也抽不起“翡翠”，平时兜里总揣着两包烟，一包“翡翠”结交五湖四海的革命兄弟，他自己平时抽的是四毛五的“牡丹”。这包烟落到的薛向手里，他可不管是不是接待烟，拿起来就开抽。